1.《诗经·出车》的全文是：“王命南仲，往城上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2.《括地志》：“赵武灵王长城在朔州善阳县北。案《水经》云白道长城北，山上有长垣，若颓毁焉，沿谿亘岭，东西无极，盖赵武灵王所筑也。”
　　3.《汉书·地理志》：“朔方临戎县北有连山，险於长城；其山中断，两峰俱峻，土俗名为高阙也。”
　　4.《汉书·匈奴传》相关的这一段记载，完全转录《史记》，只在开头加一句总结前文的“秦昭王灭义渠。”
　　5.陈正祥《河西走廊》，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地理学部丛刊第四号，1943。
　　6.此等五原塞外列城，都是用以支援长城的。五原塞亦作五原城。颜师古曰：“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侯城。”《汉书·韩说传》：“太初中屯五原外列城。”《史记·正义》“五原塞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胜州榆林县西十里。”《通典》注：“榆林县西有汉五原城。”
　　7.《晋太康地记》：“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近年经考古发掘，已知这个榆林塞是在内蒙古托克托西南十公里的黄河南边。详见本书第四篇“沙漠中的古城”一节。徐自为是光禄勋，因此他所筑的塞亦称光禄塞。《汉书·匈奴传》：“昭帝始元间，匈奴遣九千骑屯受降城以备汉。宣帝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入朝，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
　　8.匈奴的决定投降，其统治阶层也曾有争论。《汉书·匈奴传》：“呼韩邪之败也，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计，劝令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韩邪议问诸大臣，皆曰：不可。……汉虽彊，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於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左伊秩訾曰：不然。彊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届强於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诸大人相难久之。呼韩邪从其计，引众南近塞，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郅支单于亦遣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是岁，甘露元年也。”
　　9.开皇五年，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绵历六百里，以遏胡寇。六年二月，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於朔方以东缘边险阻，筑数十城。
　　10.史籍中明确记载开凿江南运河，最早已於《通鉴·隋纪五》（卷一八一）大业六年（610），“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官、草顿，欲东巡会稽。”陆游《入蜀记》也说：“自京口抵钱塘，梁、陈以前不通漕。至隋炀帝始凿八百里，皆开十丈；夹冈如达山，盖当时所积之土。”但江南自古为水乡泽国，开凿运河比较方便。《史记·河渠书》记载：“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比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文中的渠可视为运河。而《越绝书·吴地传》记载：“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扬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明显地指示远存隋炀帝以前，江南就存在着一条运河。当时吴国的都城在苏州，平门即苏川的北门；巢湖即漕湖，梅亭在今无锡；扬湖可能就是阳湖，在今无锡、常州之间，紧临江南运河；渔浦即今江阴县西利港；广陵在今扬州市西北蜀冈上。所以这条古老运河的路线，并不难恢复。吴王夫差会盟黄池，船队可能就通过这条和现在江南运河经流路线稍不相同的运河。这条古运河从苏州向南，通过吴江、平望、嘉兴、崇德，南下直达钱塘江边，运转越国的粮食。《越绝书·吴地传》接着说：“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详见另著《论江南》一书，国际研究中国之家《中国研究丛书》第29号。
　　11.《汉书·沟洫志》（卷二九）曾指出在贾让以前，成帝初清河郡的都尉冯逡，便提到了分水治河的办法：“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馀年，新绝未久，其处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杀水力，道里便宜，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
　　12.《汉书·沟洫志》（卷二九）：“自是之後，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
　　13.例如从陈留东南到宋城一段和睢水同流，长约215里；从谷热到临涣一段和涣水同流，长约205里，使临涣县东南到蕲县北界一段，和蕲水同流；最后在虹县以西一段，则又和潼水同流。
　　14.河阴县在清乾隆三十年（1765）并入了荥泽县。
　　15.《通鉴·隋纪五》（卷一八一）：“大业六年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馀里。”这条江南河，大致利用了梁昭明太子中大通二年（530）上疏所开的漕沟渠故道。
　　16.《旧唐书·食货志》（卷四九）（裴）耀卿奏稿：“昔贞观、永徽文际，每岁转运不过二十万石。”《新唐书·食货志》（卷五三）：“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
　　17.关於开凿接通长安和黄河的广通渠，《隋书·文帝纪》（卷一）记载：“开皇四年（584）六月，开渠，自渭运河，以通运漕。……九月……幸霸水，观漕渠，赐督役者帛各有差。……驾幸洛阳，关内饥也。”《隋书·食货志》（卷二四）：“开皇四年，命宇文愷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馀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隋文帝开国之初，基於经济、军事上的需要，很重视漕运，曾於黄河沿岸建了四个米仓，并开浚了广通渠和山阳渎。《隋书·食货志》（卷二四）：”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於蒲、陕、号、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募运米丁。又於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
　　18.见《新唐书·高骈传》（卷一四九）。
　　19.《通鉴》（卷二九二）显德二年（955）十一月乙未条：“汴水自唐末溃决，自埇桥（宿县北二十里）东南，悉为污泽”《宋史·武行德传》（卷二五二）：“先是唐末杨氏（杨行密）据淮甸，自埇桥东南决汴，汇为污泽。”
　　20.《通鉴·後周纪》（卷二九四）：“世宗显德五年三月，浚汴口，导河流，达於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
　　21.梅圣俞《咏汴渠诗》：“汴水源水清，随分黄河枝，浊流方已盛，清派不可推。天王居大梁，龙举云必随，设无通舟航，百货当陆驰，人间牛驴骡，定应无完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