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朝以前历代修筑长城概况
导言
长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作为战争的防御工事而存在的。自从人类出现之始,人类的防御手段也就随之而产生了。
在人类刚脱离动物界的早期,我们的祖先还处于原始人群的生活状态的时候,他们为保护自己,或穴居于山洞、地下,或巢居于树上。
进入氏族社会以后,先民们多聚居于肥沃的河谷台地,开始修建简易的房屋。为防御野兽的侵害和其它民族的侵扰,他们在所居之地四周挖成壕沟,将挖出的土方堆于沟的内侧,其状似高原的土墙。有些地方还在此墙之上筑有篱笆。这一点早已为很多考古发现所证明。
如西安半坡遗址,围绕着居住区挖有一条宽、深各五、六米的防御性壕沟;1安阳后冈龙山文化层中还发现过夯土墙,它围绕在龙山文化遗址的西、南两面,长约七十余米,宽约二至四米。2在登封王城冈3及淮阳平粮台4亦有夯土城堡。这些壕沟和城墙全是为防御而设置的。
大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原始社会逐渐解体,我国进入奴隶社会时期,建立起我国第一个王朝——夏。相传发明城廓构筑技术的便是夏禹之父鲧。5鲧由四岳推举,奉尧命治水。其治水主要方法为沿河筑长堤以堵洪泻。后来他将修筑防洪堤坝的技术移用筑城。这种说法是有其道理的。古人最早筑土障水为防,《说文解字》将“防”字解释为隄。6
公元前十六世纪,商汤灭夏后,我国奴隶社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商开始建都于亳,曾多次迁徙,最后盘庚迁都于殷。殷都故址在今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解放后,对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沿洹河西岸十余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宫室、庙宇、住宅、坟墓等遗址。在小屯村西约二百米的地方,有一条大沟,沟内填满灰土,沟长七百五十米,宽二十米,深约五至十米,成斜坡状,应是为防御而掘的堑壕。7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灭商后,大规模地将封地连同居民赐给王室子弟和功臣。这时期除王室筑城外,各诸侯国也都筑城廓,巩固发展其统治中心。到西周末,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因宠爱褒姒,废掉了申后和太子宜臼。申后之父申侯联合犬戎攻杀周幽王。《史记·周本纪》载:“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8
由此可知,两千七百多年前作为传递战争消息的军事设施烽火台已经出现。关于烽火台的使用,还有周幽王为博得褒姒一笑,数燃烽火狼烟的故事。烽火台都建于高山之上,每台相隔数里,以传递的方式报警,它的出现为长城的产生又创造了一个条件。
长城具体首创何时、何地,争议颇多,尚待有新的发现。长城产生于战争连年不断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为诸家所一致承认的。
公元前770年,各诸侯把周幽王的太子宜臼立为天子,是为周平王。平王继位后,戎狄势力在周王畿地向发展,严重地威胁王室的安全,迫使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同近)。此时王室衰微,仅名义上保存着“天下宗主”的地位。齐、晋两霸打着“尊周室,攘夷狄”
的旗号,纠合诸侯阻楚北进。战国时期,因铁器的普遍使用,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由奴隶主所有制向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变革,导致了社会性质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相继发生了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实行变法,促进了地主政权的巩固,推动了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
由于地主经济的发展,较强大的诸侯国对别国土地、人口的占有欲也更加强烈,兼并战争日益频繁而残酷,和春秋时期相比,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战争的规模愈益扩大。为了防御邻国的侵入,各国都不惜耗费巨资修筑长城。由此,长城作为大国争霸的防御手段而出现在中国的军事历史舞台上。直到明末,两千多年间,有十几个朝代或多或少地修建过长城。秦、汉、明三个朝代所修筑的长城,其单线长度都超过一万华里。
在我国浩翰的历史文献中,关于各时期修筑长城的史实都有所记载,但有关长城记载所使用过的名称则有所不同。下面列出长城所使用过的几种主要名称。
长城:
《史记·楚世家》引《齐书》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9
方城:
《汉书·地理志》载:“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10
堑,长堑,墙堑:
《史记·秦本记》载:“堑洛。城重泉。”11
《北史·契丹传》:“契丹犯塞,文宣帝亲戎北讨,至平州,遂西趣长堑。”12
《明史·余子俊列传》:“寇扼于墙堑,散漫不得出。”13
长城亭障,长城障塞,长城塞
《史记·蒙恬列传》:“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筑为秦筑长城亭障。”14
《通典·古冀州》:“密云郡……东北到长城障塞一百十里。”15
《晋书·唐彬传》:“遂开拓旧境,却地千里。复秦长城塞。”16
塞,塞垣,塞围:
《史记·匈奴列传》:“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案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17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秦筑长城,汉起塞垣。”18
《魏书·世祖本纪》:“七年六月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19
界壕:
《金史·地理志》:“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西。”20
边垣、边墙:
《明史·戚继光列传》:“蓟镇边垣,延袤两千里。”21
《明史·兵志》:“请修筑宣、大边墙千余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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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54页。
2.《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第72页。
3.《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
4.《淮阳发现一座四千多年前的古遗址》,1981年6月15日《光明日报》。
5.《吕氏春秋·郡守篇》,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卷17,第1051页。
6.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305页。
7.《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1961年《考古》第二期。
8.《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1973年版,卷5,第149页。
9.《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73年版,卷40,第1732页。
10.《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28上,第1564页。
11.《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1973年版,卷5,第200页。
12.《北史·契丹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94,第3128页。
13.《明史·余子俊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178,第4738页。
14.《史记·蒙恬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卷88,第2570页。
15.《通典·古冀州》,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本,卷178,第949页。
16.《晋书,唐彬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42,第1219页。
17.《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卷110,第2906页。
18.《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卷90,第2992页。
19.《魏书·世祖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4,第101页。
20.《金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24,第549页。
21.《明史·戚继光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212,第5614页.
22.《明史·兵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91,第2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