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别亭记

隆庆六载，三屯西郊缮完代舍，余以“留别”名其亭。舍人复于余：“兹亭亦备郊劳，独名之以别谓何？且人臣奉命去，可得而留诸？”余曰：“留别之义大矣哉！夫人情之恒有初而鲜终，必观于别其情乃见。若所留之何如，则人不能与矣。盖自封建之世，禄爵不出境，唯使于四方者互相引重，主之馈以盘飧，客之觐于玉马，斯留别所繇起也。春秋而下，宦游广矣。然其任专历年久，民不忍别，犹得而留之。亦有以官为氏或于其地居焉，子孙以之百世祀，而民之奉蒸尝唯谨，何哉？留者善也。召伯所茇安在，《甘棠》之诵不衰；畏垒其穰虽殊，尸祝之礼无斁。鄙人何知？享其利者为有德耳。近世溺其职焉，居公府如传舍，视部民如塗人，故其贬则诋丑之，罢则姗笑之，稍迁而出，祖亦踵故而已。唯当路者或阳为遮道状，且置祠勒石以为寿，实已目摄其去而腾以睚眦之词矣，卒之磨灭而名不称。甚则行或柅之，又伺之于其所往。乃先归囊中装，惴惴然微服戒塗，未尝敢与人别。居亡何，部索者至，虽没齿而且追案之，贻仇讐于子孙，暴名状于史册。所留不善一至于此。嗟夫！兹亭非其得失之林与？余食封东牟，祖先所留俱在。比授阃鉞，凡东海波及，皆父母之邦。幸赖先职之泽，在人免于罪盭而别。自越抵闽，会海夷猖獗；从事踰纪，当危急之秋。稍有微劳，人不忍弃。幸藉朝廷之宠灵赴召，免于罪戾而别，乃待罪于兹业已五年。追念弱冠，即在西北军事，距今二十余稔。宛然比岁，齿则骎骎长矣，事事者何？倘幸生别，或可卜乎所留。一旦冒锋镝，则非所敢知不将留之。子孙其或为余卜之耶？虽然，大人者天地为蘧芦，古今为旦暮，其留其别曷与焉？若留以甘棠，则如伐木者何？留以尸祝，则如削迹者何？虽以夫子之盛不能卜之当年，猥余何人，敢卜其世？第引可为劝戒者，庶得见君子财择焉。”舍人敬诺，示于执事志之。

留别亭，戚继光坐守蓟镇时建于三屯营西岭上的一座景观性建筑。亭呈八角形，硫璃盖瓦，飞檐凌空，梁柱彩绘，翠柏掩映之下，秀丽别致。此碑当年即竖于该亭之内。全文600余字，以“留别”二字作眼，通篇论述了“为官之德”，堪称为官者的一面镜子。明亡以后，边驿废弛，驿站坍毁，留别亭渐渐冷落，碑石也渐蒙黄尘。后来有知其珍贵的官员将其移入了总兵府，并竖于碑亭之内。但是，文化大革命狂风过后，此碑还是没了下落。下文依民国版《迁安县志》录入。戚继光是一员儒将。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是他自我修身和教育部下的标准。他批评今人，“说起古人之清节孝义，皆以为千古美谈，敬而仰之，未必非本心也，及其自待待物，却又恒在私欲上用念”。他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同带兵实际结合起来，无论是约束自己，还是教育部下，总是要求在遏制私欲上下功夫。他认为，修身必正心，正心必窒欲，私心欲望是修身之大敌，因此提出“能去外寇而不能惩愤窒欲，以治腹心窃发之寇者，不武也。”就是说，私心膨胀，贪婪欺诈的人，不能当武官，因为“贪则攘夺无厌，诈则君父可欺，怎可付之疆场太阿之柄？”在他看来，为官为将者行迹如何，人民自有公论，人民对那些做好事留善迹的官员，会永远寄予缅怀之情，而对那些欺诈肥私、巧取豪夺的贪官污吏，定会投以睚眦，斥以鄙夷。在武官难为的明代，一批批出生入死的将帅毁于朝廷之手，而戚继光尽管后期处境艰难，但终能得以保全，这同他一生谨慎正直、处处获得人民的赞誉关系很大。

民国版《迁安县志》
三屯营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