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次山：大国心胸不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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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梦：但愿在我有生之年能见到，中国民众都能具备真正的大国民风范―――自信、宽容、雍雅、关怀。
　　――阮次山手书于“阮次山看天下”系列之《冷和――中美世纪之惑》扉页

　　阮次山，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
　　海南人。1946年生于广西，4岁随父经越南移居台湾。
　　1974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两年后赴美，先拿了纽约圣约翰大学东亚研究硕士，1980年再入纽约大学政治研究所攻读国际政治。
　　1981年35岁到洛杉矶创办中文《国际日报》，历任副总编辑、总编辑。
　　1986-1988年任洛杉矶《中报》副社长兼总编辑。
　　1987年起，决定当专栏作家，同时给他开专栏的报纸刊物有9个。一写就是二十多年，为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以及港台两地多家报刊撰写了大量时事评论。
　　经常访问各国政要，曾独家访谈过的政要人士包括：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美国前总统卡特、前国务卿黑格、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等。
　　2001年受聘凤凰卫视资讯台，参与主持的节目有5个：《新闻今日谈》、《风云对话》、《VIP会客室》、《时事大参考》、《凤凰大视野》。同时继续专栏写作。

　　作为选题，阮次山原本并不在视线之内，以为沟通会费劲。
　　对电视上的他，印象当然是挺深的，那光头，那眼镜，那胡子。身边有比较“激进”的朋友甚至会因为他太像日本人而抵触他。后来为准备这次采访看资料，看到那次他在清华说：“我平生最‘恨’别人说我像日本人了。”不禁莞尔。
　　印象更深的是他的口齿，怎一个磕磕绊绊了得。他自己都说：“我的舌头会打结，R和S如果连在一起，舌头便转不过来。所以，有时候我讲话会比较慢，避免念不出两个连续的音。”即便是在最容易把主持人拍得风神俊朗的形象片里，他也只是诺诺一句：“许多看上去不相关的事，其实都是有关联的……”毫不耸动，大实话，乍一听，觉得说了跟没说一样。
　　但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人，55岁才开始涉足电视，却能做主持人、做时事评论员做得风生水起，生把“也许是世界上惟一说话不太利落的主持人”做成了一个荣誉称号。检点他的履历，“每年经常受邀赴新、马、台及内地发表专题演讲”还是重要的专业活动赫然在列。在做新闻、看世界这两件事上，说话结结巴巴的阮次山当是身手不俗。
　　2001年，“9·11”之后我想做凤凰时事评论员的访谈，心仪的是曹景行先生。有同事提醒：“阮次山也可做，凤凰资讯台时事评论他是首席。”想了想还是知“难”而退了。两年多过去。一周前，接了一条短信：“阮次山这两天在北京，推广他的‘看天下’系列，值得做。”居然也是来自一位同事。忽然就想，我跟阮先生的缘分可能到了。
　　于是找来他新出的书，两本，讲两岸分合、中美关系。对于平日里不谙此道的我来讲，书并不好读，装帧也太过朴素。但是他手书于扉页上的一句话，一读之下，不免心动。
　　1月7日上午9点半，在城西世纪金源大酒店的大堂咖啡吧采访阮次山。我们的话题从这句话开始。

　　中国已然是大国，但是很多年轻人缺乏爱的教育，缺乏人道关怀的意识，自然更缺乏一个大国国民所需要的胸襟与思维

　　记者：“我有一个梦：但愿在我有生之年能见到，中国民众都能具备真正的大国民风范―――自信、宽容、雍雅、关怀。”
　　这句话让我想起“9·11”之后您写过一篇文章―――《美国是否“活该挨打”？》，评价“9·11”事件发生后内地年轻人在网上的反应，里面专有一个小标题是“中国年轻人缺乏大国胸怀”，您说：“9·11事件固然明显反映出全球人士一些反美情绪，但是，我们别忘了，这次在9·11事件中丧生的并非全是美国人，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外籍人士，或有外国血统的美国公民，如华裔美国人，如果因为这些人都在美国，其牺牲也一概属‘活该’，未免过于冷血和残忍。在中国内地一些网站中，我们看到许多年轻人反映出上述冷血的言论，这些言论已不单纯是民族主义情结，已不单纯是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遇炸事件和中美军机互撞事件所蔓延的民族情结。从他们冷眼面对社会及周遭任何问题的作风可看出，这一代的中国内地年轻人中有一些缺乏爱的教育，缺乏人道关怀的意识，自然更缺乏一个大国人民所需要的胸襟与思维。”

　　阮次山：讲老实话，这四五年来我一直在国内各所大学兼客座教授，逢讲必言提高素质。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年轻人严重地缺乏这种大国素质。我知道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站出来都落落大方，可是至少中国大学生，应该如此。我在美国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我的孩子都是在美国受的教育，我就发现美国的孩子，他的心态、他一般的行为举止、他待人处世接物的态度，完全是有一个大国的样子。

　　记者：您是指从容、有见识那种？

　　阮次山：而且对你非常尊重。他那种教养就是，你要尊重个人。看我们的网站，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在上面聊天，我发现他们聊的内容跟美国不一样。美国也有网站啊，它的网站发展比我们早，你看在他们的网站里面，开玩笑有的，可是极少极少有偏激的、谩骂的、人身攻击的，没有。所以“9·11”的时候我就很心痛，这个中国孩子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很难想象将来。
　　而今我们的大国地位，很快就要实现了，甚至可以说我们已经是大国了。但你仍然如此待人接物、处世这种心态，没有宽大的胸怀，以后你怎么治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未来的主人都这样，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没有关怀的话，会出现问题的。我们当然就感到很忧虑。所以我最近几年一直在演讲中间希望用感性的方式来影响年轻人。

　　记者：在搜狐网聊天那次，您有这样的话：“风水轮流转，中国将会发展成一个大国。可是大国、强国应该继续向什么方向进步呢？除了有钱，除了拥有地区性影响力、全球性影响力，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持续2000年的儒家伦理已经结束，今后中国社会的中心思想在哪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到俄罗斯去访问后发现，俄罗斯人的基本素质要比我们高很多，如果有一个英明领导的话，他们的社会很快就能赶上中国。中国幸运的是过去20年有邓小平的目标支持我们往前走。可是我们的人民素质不如人家，我们如果要维持自己的优势，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的社会人文思想。”

　　阮次山：对。你看美国，它社会的主流中坚并不是科技人才，管理、领导整个国家社会的是法律、商务的人才，它很多记者是学历史、学政治出身的。用我们的话来讲，这都是人文哪。科技对一个社会来讲，是它要利用的工具，但这个社会的健全、这个社会要往上发展，必须要有脑袋。这个脑袋就是维系一个社会系统的政治、商务、法律。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人文的科学。另外，还要强调人文的关怀。科技是让这个社会有骨，但还要有血有肉，要有思想，要有感情，要有理性。

　　记者：我知道您今晚就要到人大去做一个演讲。您每次演讲该是各有主题，大家往往会结合最热点的国际问题来问您。我就想知道您有没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在里面？

　　阮次山：我知道你不能期望每一个孩子都会变成市长、省长，可是至少你要让一个普通的人、普通的学生，他有一个梦。孩子要有梦才会成长。我常常跟学生讲，如果一个人年过三十，你心中的梦、理想依然存在，你必然会有前途。这个梦不是说我们做的白日梦，而是，你胸中有那个蜡烛，我就是做一个升斗小民，我也还可以选择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升斗小民。
　　一个社会要发展，一定要有有理想、有操守的媒体。老百姓若对报纸都有怀疑的话，这个社会就会有麻烦―――要信谁？有谁可以信？

　　阮次山：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总得有一个寄托，这个信仰未必是什么宗教，可他心里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整个社会要有一个东西，让全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人，来有个目标。现在我们除了追求钱、生活改善，现在很多年轻人生活已经改善了，你说富裕，富裕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富裕呢？现在很多年轻人，他物质的忧虑已经很少了。这种情况下，他们就需要脑袋里面找一个东西。

　　记者：说到人总是需要有一个什么东西他可以去相信，我想起您曾经说过一句话：“在台湾，民众为什么会茫然？因为政府官员讲话他不听，报纸讲话他不信，电视讲话他根本不往耳朵进，这就是社会的悲哀。以后中国的媒体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就是你可以不信任这个，可以不信任那个，但是我媒体讲的绝对可以信任。我可能犯错，可是我一定纠正错误。”但我觉得这个太难了。现在我们身边的现实是，“自己是一个记者”，这个东西在有些人那里，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可以堕落的理由了。

　　阮次山：这个也是我忧虑的。一个社会要发展，一定要有有理想、有操守的媒体。在国外，一些比较文明的国家，它的新闻界自律程度是很高的。比如我在美国有很多媒体的朋友，你跟他吃饭，只要谈到一点点公事，那个饭他一定出钱，绝对不会让你付钱，更不能受礼。因为这违反纪律。如果让他报社知道了，一定开除他的，或是严重处分。
　　就是这种媒体的自我约束，加上媒体跟媒体间的监督，然后它再监督政府、监督社会，它讲出来的话才有它的分量。虽然媒体也是人在做，它自会有它的立场，可是至少在报道的时候，它力求平衡。它绝对不会说像台湾的媒体，完全跟着政府走，黑的说成白的。所以在美国社会，记者的收入水平不是很高，可是他受到对方的尊重，受到社会的尊重。
　　所以，我觉得媒体本身对社会，一定要有一个理念。如果你要发财，不必靠媒体，你要出名，那要看你这个出名是要从哪儿，如果从你写作的内容、采访的内容出名……

　　记者：就是说不必靠危言耸听或者自轻自贱。

　　阮次山：对！所以我以前训练记者，我就要求他们，晚上在睡觉前你要想想，我今天采访的，我有没有对得起我的职业操守。
　　比如，香港的报纸常常讲，我们要吸引读者。它这个“吸引读者”的等号后面是什么呢？夸大报道。我认为全世界中文报纸最烂的就是香港。台湾的报纸是跟着政府跑，香港的报纸是捏造新闻，尤其社会新闻夸大就更不对。外国也有小报是挖新闻，狗仔队那种新闻，那是给另外低层的人看的。华盛顿特区有一份《华盛顿时报》，保守、偏激，可是华盛顿高层次的人，所谓“态度严肃的人”，从来没有人看这份报纸。因为你自己定位就定的是小报纸。
　　一个社会的媒体是不是有公信力很重要。老百姓可能对政客、对商人不做这方面的指望，他觉得反正你做什么都有目的。可是对报纸如果怀疑的话，这个社会就会有麻烦―――要信谁？有谁可以信？所以我们新闻工作者，到现在应该已经慢慢正视这个问题：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担心是恶性循环。现在报纸不是很多吗，然后就抢新闻，因为抢销路。政治你没法做，好，那做社会新闻，就歪曲或者什么，没有人去制衡它。
　　所以我为什么到人大到复旦，到他们的新闻学院去演讲，就是想影响年轻人。我们现在都期望要改善生活，你毕业以后要找事情做，那在做之前你要想好，做记者这个工作，是不会让你发财的。但是，我为什么说我下辈子还是要从事新闻工作？记者工作可以让你有那个兴奋点，每天都有，你参与新闻，跟热点在一起，永远走在世界的前端。
　　必须要有这个理念，这个热情才做得下来。不应该只当你用它来养家糊口。那种使命感没有的话，你就只是个工具。不是说你一定要当上帝，要当个救世主，而是，我是新闻工作者，我要让读者跟观众了解他平常看不到的东西。这是记者、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几个国家元首会谈，有几个西方的记者会躲在他们会谈房间的楼上，挖了一个小洞来偷听他们会谈的内容。要有这种精神。你报道的新闻，里面总要有点东西，光是报道送往迎来，对我来讲这个新闻没有内容。
　　新闻工作让我有可能接近我从小的理念，就是我要成为一个时代领先的人，多少尽自己的力量影响这个时代。而学国际法、懂政治，让我了解问题比别人深刻

　　记者：在很多人眼里，是把您当个国际政治学者看的，并不当您是个记者。

　　阮次山：但我自己很清晰，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我用人文的观点去分析这个政治的走向、这个世界大事。但我是念国际法的，了解政治，让我了解问题比别人深刻。就像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我为什么一连9天从国际法对它做分析，我们政府应该应付什么，预防什么国际法的陷阱。因为我懂法，懂国际间的游戏规则，那你就不至于动不动就吃亏上当。我就用这种来提供信息给我们那些上层的人，包括学者、专家、政府官员。
　　我觉得我很幸运，走这条路我走对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把政治当做我的副系，毕业后我到美国去，念国际法、国际政治。这其实只是充实我自己啊。我的理想自始至终就是搞新闻工作。

　　记者：您没想过从政吗？要说影响社会和时代，从政岂不是作用更直接、力量可能更大？

　　阮次山：有机会。

　　记者：那为什么不？从资料里看你还辅助过别人参选。

　　阮次山：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做一个新闻工作者比从政，兴奋点更高。以前有一个美国记者写过一本书叫《权力走廊》，他说记者最大的毛病是做了一辈子记者以后，因为你结交的、你的采访对象都是非富即贵的人，你也容易把自己想象得好像生活也非富即贵。这是个毛病，所有的记者要改。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你背后的读者、观众，会让你在跟这些哪怕是政坛人物、国家首脑面对面时，你一介
　　平民却可以跟他平起平坐。这种感觉，别的职业没有。
　　所以很多人看到我，说为什么你跟各国的元首对谈的时候，你一直那种感觉好像跟他们是朋友一样。所以当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当个记者，真的可以让你有这种激情，这激情在我这里还几十年没减过。

　　记者：所以您才能做得那么刻苦。我看到资料，您每天花7个小时看资料、书籍和报纸，二十年写稿不辍，人家这样描述您：“每天看15份报纸，然后从网上看全世界大大小小国家主要的英文报纸，都看一遍。要不然他就觉得信息量不够。一个眼睛近视达到1000度的人，恨不得贴到屏幕上去读文章。”每次24分钟的《新闻今日谈》您要用十几个小时去准备，“碰上特别事件，他就马上转换评论课题。因为平常看的材料很多，即使突然转换话题，也没有太大的困难。”

　　阮次山：我采访升斗小民也是这样的。一个同学曾经看我采访，回来她说：“我觉得你很行啊，你面对一个墙壁都会讲话。”做一个新闻工作者，工作中经常会有一些瞬间让你很有成就感。比如那次采访阿拉法特。

　　记者：我在资料里看到了，您几乎令他落泪。

　　阮次山：他那个人很坚强的，不轻易掉眼泪。我就问他，从事革命38年，将来你如何告诉你的女儿，或是告诉巴勒斯坦的孩子们，你这辈子做了什么？你希望你做的对他有什么影响？他就这样睁大了眼睛，忍着要掉出来的泪水：“我要和平，我希望巴勒斯坦能够得到和平。”我相信他心里话还有，可是他毕竟是个领导人，他不愿意用诗人的话讲出来，他只说“要和平”。可是他为这和平付出多少代价，38年啊，从一个腰间佩手枪的年轻人到现在，手都抖了，于日无多。所以，一问就问到他心坎里面去了。

　　记者：那我拿同样的问题来问您呢？您今年58岁，做了28年总编辑，然后您一直地这么工作。一个文章里写，“俄罗斯有个叫柳比歇夫的物理学家，他说，一个学者如果每天纯工作时间达到6小时（不算可怕的会议），他的一生必然硕果累累、著作等身。”那您算是超出这个标准地努力了，那这么多年，您觉得您做了什么事？

　　阮次山：我觉得我这辈子，我至少对得起我的工作，对得起我自己的良知，每一天我总有一点点小的收获。这个小收获不是说我今天赚了多少钱，也不是得到多少掌声，而是我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对得起我自己，做了一点事情。

　　记者：怎么叫对得起？

　　阮次山：我已经做到我想做的事情，比如讲我今天做一个采访，或者我对待某一个同事，我做的跟我的初衷是一样的。

　　记者：初衷是什么？

　　阮次山：我的初衷就是我要做一个很好的新闻工作者，我要做一个，我从小有这个理念，我要成为一个时代领先的人，多少尽自己的力量影响这个时代。
　　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影响社会，留下一点东西。一个理念，也许是一份爱心，然后一份执著。所以我最近为什么要出书，我过去一直不想出，觉得我做得还不够，可是我现在想，对于两岸关系、中美关系，我觉得我可以留一点东西给读者。我也想把这两本书，留给我的儿子和孙女，让他们有一天能了解我做过的事情。虽然，他们并看不懂中文。

转帖于 2004-01-30 14:22:06 发表在分类：文化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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