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系列：《火路墩考》之正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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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其他镇的火路墩与宣大山西三镇的异同
2.2.1建筑形制
辽东镇的长城并未有过大规模、多次的重建和加固，且坍塌严重，为研究这一镇的腹里接火台增加了困难，但从现有的文献、著作和保存实物上对其火路墩可知一二。
“腹里一座炮阳台，砖包完，高二丈五尺，周围一十二丈，用过青砖五万八千八十块，灰八十石，上盖台房一间，柱檩木九根，椽木一十六根，马圈墙周围三十二丈，高一丈二尺，底阔五尺，收顶二尺，挑挖外壕一道，周围四十丈……” [38]
“镇远墩马圈墙周围三十丈，高一丈二尺，底阔五尺，收顶二尺，挑挖外壕一道，周围三十六丈，口阔八尺，深一丈三尺，底阔五尺。”[39]
“接烽墩马圈围墙，周围三十丈，高一丈二尺，底阔五尺，收顶二尺，挑挖外壕一道，周围三十六丈，口阔八尺，深一丈三尺，底阔五尺。”[40]
实际考察也如此，例如：“建在闾山大阁的腹里接火台，它建立在明代安明寺后的孤峰上，以山峰为台基，台的下部用石块包砌，上部用砖包砌，下部沿山基筑起围墙，并在低坡处建一石门。”[41] “与上述建筑结构相同的腹里接火台，还有建立在广宁为控制毛剌关而设的骆驼台，这座台是用石块筑成的圆形大墩台，围径34米，高7米，并用白灰抹缝……” [42]可见，辽东镇腹里接火台的建筑形制大致与宣大山西相同，只不过其外侧有包砖。但根据笔者实地考察，其围墙大部已无存，可能是已被拆毁破坏了。
关于蓟镇的腹里接火台笔者曾对河北东部地区的长城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根据实地所见，主要将其分为如下几种，例如“位于花场峪的一座烽火台，台基为毛石垒砌，高约5米余，面积长6.6米，宽6.2米，中层台体为毛石垒砌，实心，高约5米，上砌城砖垛口墙体，台体上无上顶层楼梯结构。顶层无楼橹遗址，北侧有上顶层楼梯出口，四周垛口墙大部完整，每面设两垛口一了望孔”[42]（图2.2）
这种烽火台在河北东部地区最多（并且还有很多与此建筑相类似），其上包砖多数是后期加工时砌筑而成。也有台身筑包砖的，见于迁西大岭寨北山，共有五座，每座结构与上述结构大致相同，只是在实心台的顶部中心有一方形火池。
此外，在蓟镇由戚继光所创建的空心敌楼，除了防御作为其主要功能外，有的敌楼还兼放烽火的功能，如在温泉堡村中的一高峰上便有一座烽火台“北距长城6公里。台基为花岗岩条石，高1.5米，上修城砖台体，总高9.2米，面积为长9.2米，宽8.1米。中层台体为南北向一车棚券。南墙东侧开一券门，券门下口距地面3.2米，门口安装2个搭梯石，用以挂梯出入台内，西墙上南侧开一券窗。北侧开一深0.8米，宽1.2米，高1.7米小龛一个，东墙北侧设楼梯，顶层楼橹已毁，四周垛口墙无存。”[43] (图2.3)
这种空心敌台兼烽火台的例子不在少数，长城主线上常有发现，且结构也变化多样，总的来说在，其二层多数为火池而不是楼橹。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举例说明。同时在长城内侧也有类似功能的建筑，如在遵化的洪山口关内一小山梁上便有一座，但这种类型的烽火台总数还是较少。
最后，还有一种依山而建的烽火台，即建筑在高山顶并将山顶加以整修利用的烽火台，如“大石窟烽火台，位于大石窟正东1.5公里的山顶处，北距长城约5.5公里，此台为八角形，台基为花岗岩，高2.3米，上砌城砖楼体，总高4.2米，面积不清，中层台体为不等边八角形。东南侧开一券门，门顶外侧为拱形，内侧平顶。门宽0.77米，高1.62米；门两侧全由花岗岩条石垒砌成墙体，上部砌筑城砖至垛口墙下沿，高约1.2米，垛口墙高约0.7米，每面垛口三个，进门后约3米，有一自然山石位于台中心，占据了台内大部分空间。台顶四周有回廊相通，宽约0.7米，西北角有一楼橹遗址。”[44]（图2.4,2.5,2.6）类似的这种烽火台在北京平谷还有一例，其建造真正体现了烽火台建造的相关原则。
综上，蓟镇的腹里接火台和宣大山西的火路墩完全不同，且在建筑形制上丝毫没有受到它的影响，完全是一套新的建筑形制。
甘肃镇的腹里接火台保存完好且数量较为集中的主要位于嘉峪关附近，其间墩台纵横交错，相互瞭望。 “五墩山墩位于大草滩水库东南侧，有东西二墩，五燧，呈三角形布局结构，东墩在北，由石片、沙石、土坯垒筑，外形近似圆锥体，墩下有台，高4米，周长78.1米，墩底周长41.8米，墩高9.5米，顶部直径4.3米，西墩在东墩西14米处，也为石片、沙石垒筑。呈圆锥形，墩台底周长 36.3米，高8米，五燧，北距东墩29米，南北一字排列，五燧间距5米，残高1.9米，长2.2米，宽2.2米，下层石筑，高1米，上层土坯砌筑，高0.9米，所用土坯长0.3米，宽0.15米，厚0.06米（图2.7）”[45]
“在嘉峪关市东有小墩，也叫十五里墩，底宽8米，高12米，呈棱锥体，该墩系用黄土夯筑而成，夯土层厚0.2米，墩台下筑有方形坞，宽10余米，残高1－4米不等。南面开一小门，坞内原有房屋，可居住数十人，台的背面有梯道可登台顶，台顶上现在还有残墙，高约60厘米，即是当年守望戍卒居住的房屋遗迹。（图2.8）”[46]
上述材料说明，甘镇的腹里接火台建筑形制与宣大山西大致相同，但其有“燧”这个建筑，这在明九镇中独一，而“燧”则是汉代烽燧的建筑组成部分之一。
2.2.2分布特征
关于辽东镇腹里接火台的分布，《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载：“修复墩台，明瞭望，以便趋避……原设墩台一百四十余座，俱在山峰之上……”[47]由于地形与宣大山西完全不同，故其具体分布也不同，不仅数量大量减少，彼此之间分布的密集程度也大为下降。
笔者曾对蓟镇腹里接火台的布局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注意到蓟镇长城的烽火台主要分布于长城主线或主线内侧紧邻主线的高山之上，相对于空心敌台，其数量少之又少，密度稀疏，同时在广大的“腹里”却少见烽火台遗迹，有的仅在“腹里”山顶上分布有少量实心墩台，且大部分已经塌毁，而不似宣大山西那样火路墩遍布。造成其与宣大山西三镇不同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地形的关系：蓟镇不同于宣大山西三镇，蓟镇多高山险峰，且山体内侧即为平原，由此造成了长城主线与“腹里”之间的巨大的海拔落差，这一直接结果便是主线与腹里间的视野十分开阔，两者之间少有阻隔，城堡恰建于山下平原之上且紧邻城墙，而烽火台建于山巅之上，使得处于“腹里”的城堡中的士兵可以十分方便地远望长城主线上的烽火信号，因此也就没有在两者之间修建大量传烽墩的必要了。
2.2.3人员配备、军事管理和军用物资的配备
关于辽东镇腹里接火台的驻军情况，从《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中可以得出结论：
“每台设余丁五名”[48]
“得开元沿边墩台、关门共一百二十座，守瞭军士共七百八十八名”[49]
“腹里台瞭守军士九名”[50]
辽东镇的腹里接火台每座人数在5－6人不等，但有个别地方人数较多达到9人，这可能与其所处地方的轻重缓急有关，但总体上与宣大山西三镇大致相同。
在辽东，腹里接火台同样被作为极其重要的军事单位来进行管理，据《明代辽东档案汇编》：
“与三万，辽海原拨瞭守军两班轮流，半年一换瞭守……先将三万，辽海二卫……旧有之数共该一千五百七十六名，分为两班，轮流前去各墩堡守瞭。……”[51]
“每台设余丁五名，并各衙门问发徒夫，常川哨瞭，每□委官一员，管理巡视……”。[52]
同宣大山西一样，辽东镇腹里接火台在管理上也有很多问题，《开原图说》上记载“烽火为边塞耳目，开元反置之不讲，非但入犯地方不分，抑且虏贼多寡莫辨。盖缘将官以欺隐为常，墩堡各军恐传报真确，以逢将官之怒，往往只差夜役口传，传报之后方举烽火以为故事，临时张皇，未有不至，误事者此第一，应行申斥之事□，旧分某堡、某台，未免琐碎，易于混淆，况传报夷情，昼望尘土，夜观营火，似亦难拘数目。”根据这些实际的问题，也颁布了相关制度，《开元图说》记载：
“（烽火）务要简明易晓，印刻成张，每台一纸，各堡官讲解明白于各台军，各营中军备御，预先演习，熟惯，庶临时不致差错，其三，中军亦置辨各色旗帜、灯笼，如遇各路传烽之后即于三营大门，昼则掣旗，夜举灯笼，亦如各路之数，聚兵举号三次：头号，各该将领等官及各军丁收拾；二号聚齐；三号出兵。俱要严队而出，勿得零星前后，不便迎敌，传烽出兵，不用号炮，以开元各官，懒习火器，动以恐混烽火为辞，三号之后，若仍逗留、观望、在家者无论官丁，俱以军法捆打一百，不恕。”[53]
“本官查照新颁传烽号令，今文到，次日即叩算该营、该备所属城堡共几台墩，各照颜色数目置办旗帜、起火、灯笼。旗杆、烟火、柴墩等项，俱限五日内速完，分发各台，再量道路远近，添置路拨，以便传报，仍将边腹台甲瞭军，遵照先行，亲自再一严查散营六备御，仍各选素谙边情，通晓字意官职各一员名，亲指各堡、边腹传烽墩台，查照时刻号令，各照其某地方某等达贼，举放烟炮、起火、扯各色旗帜，逐一教演，务在精熟，每遇虏入，务要烟火先到于路。拨之，先定限十日内教演精熟，具文回报，其开元备御除所属墩堡安置外，其本城四门亦如各路，扯旗灯以便出兵。本道不时差官查稽，间一亲查，如或旗灯、烟火灯项演习不熟，一有差错，除将台军重处外，仍将官职并各营中军、堡官提究，其果真正有警，烽火差错，以至援剿参差者，即不失事，亦以军法从重捆打究处，令将发去印刷传封号令一纸，查照分发，永为遵守……[54]”。
可见，辽东镇对违反者的处罚也相当严格。
辽东镇的腹里接火台同宣大山西三镇的火路墩一样，也由所在镇配备武器、烽具和生活用品等。“缸锅各一口，苇杆二根”[55]，但是限于资料，目前尚未知晓其完整的军用物资的配备情况，但依常理并结合腹里接火台的作用，当配有盔甲、弓箭、长枪、腰刀，火铳等武器和柴草，灯笼，旗杆，旗帜，火药等烽具以及碗，盘等生活用品。
至于蓟镇烽火台的人员配备，军事管理等情况，我们可以参照戚继光的相关著作来加以说明。《练兵实记•烽堠解》有云：“每墩设军五名，近台者听守台百总调度，不近台者，听信地百总调度，烽号赏罚，立为哨守条约，分给官军习学遵行，每一提调下各设把总两员，每一路各设传烽官一员，系南方人员，以其机利素习也。凡遇贼马所向之处，该墩举烽，左右分传，各路兵马见烽，即行收拾器械或应速发，或应侯报，或应赴边者，分投趋赴战守，全镇边墙，一体警备……”[56]再如《临榆县志》记载：“烽堠，共一十四处，每军士六名”[57]。可见蓟镇放烽火的士兵人数与宣大山西三镇的人数大致相同。戚继光把烽火报警的法律监控重点放在尖哨、夜不收等人之上，而并未放在传烽人员身上，本文暂不作讨论。
蓟镇烽火台也配备有相当齐全的军用物资，如武器、烽具、生活用品等，这在《练兵实记》中有明确记载：“每墩台一座，设备号火什物：小房一间，炕各一座，米一石，锅灶一口，水缸一个，碗五个，碟五个，种火牛马粪五担，盐菜之类不拘。大铳五个，三眼铳一把，白旗三面，灯笼三盏，大木梆二架，旗杆三根，发火草六十个，火池三座，火绳五条，火镰、火石一副，旗杆三根，扯旗绳五副”[58]。
其人员配备，军事管理等情况与宣大山西大致相同。
甘肃镇虽处西陲，战事较东边较少，但其对腹里接火台的管理与人员的配备和他镇却大致雷同，这些“墩台都是由营、关堡管辖的，据《重修肃州新志》记载：‘肃州营所管墩台五十座，共长一百四十里，嘉峪关所管腹里沿边境外墩台三十九座，新城堡所管腹里沿边墩台一十八座，境外墩台一是三座，卯来泉堡所管墩台十一座。金佛寺堡所管墩台二是二座，内腹里墩台六座……每墩军五名……。’”[59]
另外现存于西北师范大学的明代《深沟儿墩》碑文也详细记载了当地墩台的人员、物资配备情况，碑文曰：“墩军五名口：丁□妻王氏，丁海妻刘氏，李良妻陶氏，刘通妻董氏，马名妻石氏。火器：钩头炮一个，线枪一杆，火药火线全。器械：军每人弓一张，刀一把，箭三十支，军旗一面，梆铃一副，软梯一架，柴堆五座，烟皂五座，擂石二十堆。家具：锅五口，缸五只，碗十个， 筋十双，鸡犬狼粪全。”“深沟堡在甘肃省高台县境内，明代的镇夷所东南二十里，黑河南，将墩军及妻子的姓名，火器，器械，家具等都刻在石碑上，是为了防其逃跑及日后如数验收。”[60], 据此，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甘镇一般墩台的配备情况略雷同于其他各镇。

注释：
[38]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辽宁：辽沈书社，1985年6月•193
[39] 同[38]
[40] 同[38]
[41] 同[38]•171
[42] 同[41]
[42] 沈朝阳•《秦皇岛长城》•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年6月•259
[43] 同[42]•261
[44] 同[42]•259
[45] 高风山 张军武•《嘉峪关及明长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11月•78
[46] 同[45]•79
[47] 同[38]•186
[48] 同[47]
[49] 同[38]•183
[50]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辽宁：辽沈书社，1985年6月•177
[51] 同[38]•38
[52] 同[47]
[53] [明] 冯瑗•《开原图说》•万历刻本
[54] 同[53]
[55] 同[38]
[56] [明] 戚继光•《戚继光研究丛书练兵实记》卷六烽堠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6月•328
[57] [清] 高锡•《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一四九号河北省临榆县志（二）》•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华民国五十七年八月
[58] 同[56]
[59] 同[45]•84－85
[60] 同[45]•86

尚方于 2007-11-25 13:40:31 发表在分类：明长城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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